谡乃是诸葛卧龙的二头替罪羊

长期以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直都是一个广为关注的话题,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既定的观点。近年来,随着《三国》的热播,这一事件又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那么,这一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否有不为大家所知的史实呢?

228年初春,蜀汉北伐军前锋马谡信马由缰地欣赏着陇右春光,一步步踏向散发着血腥味的死亡陷阱街亭。直到水道被断绝,南山遭围困,蜀军人人自危,街亭岌岌可危之时,马谡才噬脐莫及,痛悔不该“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在魏军的猛烈攻势下,马谡大败。街亭失守,致使蜀国首次北伐出师不利,故诸葛亮“收谡下狱,杀之”,刘禅也为马谡定性:“街亭之役,咎由马谡。”作为导致首次北伐失利的罪魁祸首,马谡自此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实,马谡不知道,诸葛亮将他破格提拔为前锋的同时,也将绞索牢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街亭失守无非是将他悬死绞架。换言之,诸葛亮派马谡驻守街亭,本就是置马谡于死地的连环计策中的关键环节。街亭失守后,马谡在败退途中顿悟诸葛亮的险恶用心,不寒而栗,于是选择潜逃回汉中藏匿而不是回诸葛亮大营领罪。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当他以参军身份随诸葛亮进驻汉中为北伐厉兵秣马之时,诸葛亮就已煞费苦心策划出了一条挥泪斩马谡的妙计。

那么,诸葛亮制订此妙计的目的何在?为什么锁定马谡而非别人?他又是如何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的呢?

北伐必败,丢车保帅

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后,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基础上,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刘禅在北伐总动员令中,盛赞诸葛丞相,并宣布:“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诸葛亮不负皇恩,北伐军势如破竹,漂亮的三板斧杀得“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形势一片大好,北定中原,饮马黄河,驱除曹魏,光复汉室,似乎指日可待,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但诸葛亮没有丝毫乐观,他在《出师表》中就已开门见山指出当下时局维艰。当时,魏国占据中原富饶之地,疆土辽阔,人口约450万,正规军约60万,西线防御部队约10万众,张颌奉命率领驰援的战略机动部队就多达5万;大将军曹真、司马懿,右将军张颌,均为当世名将。反观蜀国,偏居西南一隅,地仅益、梁二州,人口不足百万,刘禅诏书中的北伐军“步骑二十万众”,实际不足十万,武将赵云垂垂老矣,魏延堪当重任却饱受排挤。两国综合实力悬殊的现状,决定了诸葛亮北伐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北伐军能初战告捷,除因魏国在关陇地区兵力有限、防务空虚外,还因诸葛亮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北伐旗开得胜的战果纯属昙花一现,被打懵了的魏明帝曹睿迅速惊醒展开反击,诸葛亮比谁都清楚,随着曹魏大军对蜀军的全力阻击和猛烈反攻,劳师远征的北伐军必败无疑。

所以,在北伐军取得“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的辉煌战绩,赢得蜀国朝野贺声不绝时,诸葛亮却在为兵败做充足的舆论准备,他“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诸葛亮借此巧妙地向全国人民宣告,北伐目的不仅是“拓境”,更在于“吞魏”。鉴于实力悬殊过大,北伐如果受挫,自然无可厚非。

既知北伐必败,为何劳师远征?因为“扫除寇难,靖匡王室”是刘备终生不渝的政治理想,更是消弭蜀国各阶层和各种势力裂痕的黏合剂。诸葛亮只有挥舞北伐大旗,才能使蜀国朝野紧密团结在以他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中央集团周围。魏蜀两国强弱悬殊,有目共睹,首次北伐就一劳永逸达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的,无异于痴人说梦。绵羊与饿狼搏斗的结局,人人心知肚明。一旦战败,蜀国君臣即便对先帝的北伐理想腹诽,但轰击的炮火只会倾泻到具体执行北伐计划的统帅身上。曹孟德既可割发代首以自惩,诸葛亮亦能找替罪羊来达到他丢车保帅的目的。

替罪羊易找,但三军主帅落败也难辞其咎。诸葛亮必须承担战略、战术全责,检讨在蜀魏两国综合因素强弱对比如此鲜明的前提下,发动北伐是否明智理性;检讨为什么轻易否定魏延“子午谷奇谋”的战略构想,而采取保守求安的战略思想。但诸葛亮却巧妙绕开了这两个敏感雷区,选择承担战术层面的错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胜败存亡一念之间,坦承战术失误,既可堵塞刘禅和政敌之口,又可平息北伐军中以魏延为首的众将的不满情绪,对朝廷和政敌、军方都是最好的交代。

诸葛亮为自己设计怎样的战术错误呢?第一,检讨“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的谨慎作风;二,自责“授任无方”、“明不知人”的用人错误;三,承担“《春秋》责帅,臣职是当”的领导责任。概而言之,核心就是自己有眼无珠用人不当。诸葛亮甚至连处分预案都设计好了,虽早在《出师表》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却不留给皇帝和政敌任何机会,先下手为强,越俎代庖“自贬三等”。这招先发制人立竿见影,刘禅虽将其贬为右将军,却依然“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不能不感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精心布局。那么,命中注定该被斩的人是谁呢?

权衡利弊,锁定马谡

北伐兵败,源于诸葛亮战术失误,用人不当。那么,重用谁才能导致北伐兵败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定夺。因为蜀国政坛貌似铁板一块,实则暗流涌动,刘备旧部荆州集团、前益州牧刘璋旧部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构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掣肘,维系着蜀国政坛格局的暂时均衡。北伐军将领人数有限,更分属三大集团,使得诸葛亮调兵遣将时投鼠忌器,捉襟见肘。为了均衡各方利益,不至于有排除异己,甚至借刀杀人之嫌,这个人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荆州集团中诸葛亮的心腹之人,精通军事却只会纸上谈兵之辈,一旦战败被杀三大集团都为之痛惜之徒。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只有一人:马谡!

《襄阳记》载,刘备临终前叮嘱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也。”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敢公然违抗先帝遗言而重用马谡?因为马谡一旦战败,首先足以证实刘备确有超乎常人的识人之明,其次为自己违背先帝遗言承担用人不当之责打下基础,最后以“挥泪斩马谡”来显示自己执法如山大公无私。诸葛亮曾自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一个以“谨慎”标榜自己平生行事作风的人,竟然一反常态,不仅对刘备的告诫“犹谓不然”,反而对马谡“深加器异”,更做出“违众拔谡”的举动,岂非咄咄怪事?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必须将马谡推上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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