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乌江流域发现新商周遗址,史前文明的星火

西河滩古遗址 发布时间:2008-12-04文章出处:匿名作者:点击率:

 四坝,这个简单而朴素的名字,因为几只陶罐和一堆陶片而载入史册,闻名考古界。


时间:2010-12-20 11:32:53 来源:不详

西河滩遗址位于肃州清水镇中寨村七组村西,处于一条自南而北流向的季节性河流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大部分保留在夹杂有第四纪黄土的沙砾堆积中。其东部现为耕地。
该遗址在过去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并得到保护。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管道施工建设,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考古系联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从2003年6月至9月,历时两个多月,发掘面积100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一处早期四坝文化的大规模聚落遗址,取得了重大收获。
已发掘的遗迹主要有:房屋基址33座,储藏坑31座,烧烤坑321座,陶窑4座。
房屋基址的形式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已复原陶器20余件。陶器的形式有双耳彩陶罐和素面罐、单耳杯、彩陶盆、器盖、纺轮等。石器的出土数量也较多,其中大多数为细石器。细石器中有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等。大型石器中有打制的石斧、盘状器、磨制的石刀、石凿、石纺轮等。骨器也有一定的数量出土。其中骨针、骨锥较多,骨铲、骨镞较少。另外还有较多的骨珠。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残片和残铜块。
从出土陶器等遗物的特征看,西河滩遗址的主体遗存应属早期四坝文化。四坝文化是公元前2世纪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西部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玉门火烧沟等多处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但一直未能找到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使我们对四坝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无法深入。西河滩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四坝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以及文化分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对于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对于该地区古代民族的构成、民族迁徙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资料。
西河滩遗址是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首次发掘的一处史前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文化遗迹丰富,特色鲜明。它既是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同时也具有开发利用的重要价值。

  四坝,这个并不起眼的地方,就因为埋藏了四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而至今神秘莫测,令人神往。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近日在对乌江银盘水电站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新的商周遗址,这是乌江流域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四坝文化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样占有重要位置。四坝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化考古中一种独特而稀有的文化类型,因其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古弱水河畔,对研究古弱水流域和河西地区的史前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和条件所限,四坝滩遗址自发现命名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而同类型的文化遗址除玉门火烧沟等少数几处墓地被保护性发掘外,在河西走廊还未曾找到更多四坝文化类型的史前聚落遗址,致使考古界对四坝文化的研究一直不得深入。可四坝,这个简单而朴素的名字,因为几只陶罐和一堆陶片而载入史册,闻名考古界。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介绍,徐家坝遗址、漆树湾遗址、河沙坝遗址都发现了该流域重要的商周遗址。徐家坝遗址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遗迹主要包括4座房屋基址、4座灰坑、1座动物坑以及6座其他坑类遗迹和40余个柱洞。房址分为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动物坑内有次序地堆积着至少11个动物下颌骨。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陶片可辨器形有花边口沿罐、长颈罐、尖底杯等;漆树湾遗址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遗迹15处,包括14个灰坑和1座墓葬,出土了砍砸器、刮削器、石锛等物,文化堆积包括了商周以及新石器、战国和汉代;河沙坝遗址由于当地曾建厂而遭到极大破坏,仅残存临江部分,发现遗迹8处,包括3条沟、3个灰坑和2个柱洞,出土遗物有石锛、网坠、石纺轮以及大量早期陶片,以商周时期为主。

  四坝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故被考古界命名为”四坝文化”。四坝滩遗址是甘肃三大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专家介绍,漆树湾遗址和河沙坝遗址隔沟相望,从地理位置上看,两者之间形成回水湾,利于早期先民渔猎,也适合早期人类的定居。对两处遗址内在关系的研究,有利于了解乌江流域聚落布局与发展的情况。

  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河(古弱水)西南岸至川口河东岸的四坝滩上,规模较大,总面积约40多平方公里。1947年被山丹培黎学校师生垦荒开渠时首次发现,遂由民国甘肃省政府派文物专家裴文中一行来山丹实地考察。面对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和灰层,专家们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起了不起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山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遗址未能进行考古发掘,专家们只得抱憾而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专家建议下,把山丹四坝滩遗址”这一了不起的考古发现”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即于1953年再次派考古专家组来山丹对四坝滩文化遗址作局部考察发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处,堆积层厚0.6-3米;出土文物中比较完整的有各类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陶器中素面较多,部分彩陶纹饰清晰,图案对称精美,线条简洁流畅,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制陶和彩绘技术。石器中有石刀、石斧、石锄和敲砸、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把石锄和石斧,形体较大,磨制光滑,刃口锋利,上端均有直径38毫米的柄孔,说明使用时可能安装过木制手柄;从磨制的精细程度看,令人很难相信出自四千年前的古人之手。在如此精美的文物面前,我们只能叹服,早在四千年前的四坝文化先民们不仅学会了制做陶器供生活使用,而且懂得用坚硬的石块打磨工具为生产生活服务。正是他们,用智慧的双手点燃了古代文明的星火,也延续了今天现代文明的文化渊源。

考古专家指出,这些遗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乌江流域商周时期的考古资料,为乌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参照。

  1953年发掘该遗址时,存量最多的是红陶残片和叠压一起的灰坑,尤其发现了一只直径约8厘米的陶制纺轮和两处窑址。专家依此推测,该遗址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一处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但从后来县境内陆续发现的其他四坝文化类型遗址看,也不尽然。如壕北滩遗址也出土了类似四坝遗址的大量红陶碎片、窑址、炉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东乐山羊堡滩遗址除发现有2处陶窑和大量陶片外,也出土了较大的石锄及大量子母砖;还有花寨楼庄的过会台遗址,除散落大量的夹沙红陶片外,同样发现有石铲和石敲砸器,灰坑中还存有多种兽骨。从这些遗址中陶器与生产生活用具混杂的现象分析,上述遗址不仅仅是单一的制陶作坊,而应该是先民们的生活聚居地。而代表四坝文化的四坝滩遗址中除了大量陶器外,同样有石斧、石锄等生产生活用具存在,更应该是较大规模的制陶和部族聚落遗址无疑。单看那锋利带柄的石斧和与今形体相似的石锄,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四千年前的先民们早已在用磨制的石斧砍柴伐树,用带把的石锄翻土种植,用锋利的石刀刮削农具、摘取谷物或剥杀猎物……把原始人类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四坝滩作为先民们的生活聚落遗址,还有一条重要依据就是所处的地理位置。四坝滩位于山丹古弱水南岸和川口河东岸之间开阔平台之上,三面环水,便于人类生存。史载”大禹导弱水至合黎”—-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导弱水碑》,这里用一”导”字耐人寻味。导,不同于一般的挖和治。民间传说大禹导弱水前,龙首山与嘹高山相连一脉,山丹盆地一片汪洋。为先民生存,大禹率众九九八十一天,凿开两山连接处,贯通河道,这才导弱水西流去,才有了后来供人类繁衍生息的四坝滩、壕北滩和山羊堡滩这些古文明腹地。现在四坝滩西岸的水平流沙沉积层就是当年被水淹没的地理见证。由此可以看出,史前四坝文化时期,这里水流充足,土地肥沃,植被丰茂,既适应农耕又易于渔猎,是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如四坝出土的彩陶图案中就有类似耕地的平行波折纹,有水域波浪纹,还有月牙形的鱼头纹和网状纹,这些图形纹饰,自然来源于他们的生活场景,也是先民们耕种土地和打鱼狩猎的文物见证。沿着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一步步探寻下去,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人类生活的画面:4000年前,有一大群人生活在四坝滩上,这里三面环水,碧波荡漾,高地上绿草如茵,大树参天,自然环境非常优美。这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原始部落,人们分工有序,有的耕种土地,有的打鱼狩猎,有的打磨工具,有的烧制陶器,有的砍柴剁草,有的搭建茅屋……到了晚间,他们围在一堆堆篝火旁,敲打着陶罐石器说唱跳跃,好不热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遐想归遐想。虽然我们今天不能直接看到四千年前的人类生活场景,但随着考古界对古文化遗址的逐步发现发掘和深入研究,河西地区的史前人类生活生存状态总会浮出水面。

  1987年,省文物考古队保护性发掘了民乐六坝滩东灰山遗址,专家们根据出土文物(陶石器)的面貌、特征分析研究,认为与山丹四坝滩遗址的完全相同,当属同一文化时期。由此断定,这是又一处较大规模的典型四坝文化类型遗址。该遗址的发掘,确为深入探究四坝文化的内涵、特征提供了有价值的物证。如遗址中发现的窖藏炭化了的小麦、大麦、糜、粟籽粒,进一步证明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早已从事农耕生产了,不仅种植糜粟,而且会种小麦、大麦,这在全国都属罕见发现。再考察东灰山与四坝滩遗址出土的各种石器的磨损痕迹和光滑程度,足见当时使用石制农具已相当熟练,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依照人逐水草而居的规律,专家们还推测出邻近山丹古弱水的六坝东灰人的居住地很可能就在山丹四坝滩上,或常年徙往于水流湍湍的弱水河畔。如果专家的这一推论成立,居弱水中上游的四坝滩被视为古弱水流域的人类集中聚居地就更有依据了。由此推测,周围的壕北滩、山羊堡滩、民乐六坝的东灰山等,都应是四坝文化部落的分支或同部落的分居点,他们可能早就融为一体,或相互往来,传授技艺,交换食物,过着原始的部族生活。

  这里,如果我们把四坝文化视为史前人类文明的星火,那么,它点燃和照亮的不仅仅是弱水流域,而应该是整个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

2003年,一个惊人的消息轰动了中国考古界–四坝文化的火种在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被发现。

  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进入甘肃境内施工阶段,同期展开沿线文物调查工作的省文物专家组在酒泉西河滩工地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大规模史前文化遗存。经发掘清理,有房舍遗址33处,储藏窖31处,烧烤坑321处,陶窑4处及大量珍贵文物。专家考证,该遗址确属早期四坝文化聚落遗址。这一意外收获着实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因为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四坝文化同期遗存终于在距四坝遗址300公里外的西端被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我国考古界一项重要的考古空白,见证了50年代考古专家对四坝文化的研究推测,证明早在4000年前,甘肃河西走廊就已经发育了独具地方特征的青铜文化。由此我们看到,四千年前的四坝文化火种不只烧到玉门火烧沟,确实点燃过整个河西走廊。

  至此,四坝滩文化遗址虽没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但四坝文化同类遗址的相继发现同样令考古界所振奋,为河西人民所自豪。尤其象西河滩遗址的发掘,已为深入研究四坝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和相关线索,对认识四坝文化的丰富内涵、地域特征及文化分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随着考古界对四坝文化的深入研究,对史前河西走廊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基础、社会形态、民族构成、观念世俗、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研究也必将获得重大突破,取得新的进展。可以说,深入研究四坝文化,将是打开河西地区史前文明之谜的钥匙。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够对四坝文化的发源地–山丹四坝滩遗址进行保护性发掘,揭去她的神秘面纱,让四坝文化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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