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不仅是历史,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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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苏州大学上海校友会丰忠汉副会长一行专程走访了1946年东京审判全程参与者,至今唯一健在的中国人,东吴法学院前辈高文彬教授,聆听他如数家珍般地回忆东京审判的过程,回忆后来东吴法学精英对英美比较法大辞典的突出贡献。必发88手机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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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今年已经92高龄了,依然精神矍铄,气质儒雅。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行。切入正题后,高老激情昂扬地侃侃而谈那段略显遥远却又历历在目的东京审判历史。1945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这位24岁的年轻人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充满一腔爱国情怀又精通英文的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起初他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从1946年5月到1948年9月,高文彬一直担任向哲浚检察官秘书,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东京审判按日本侵略事件的时间先后安排进行的。日本侵华最早,从1928年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开始,直到‘九一八事变’、建立溥仪‘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然后才是日军侵略香港、菲律宾,发动太平洋战争。”高老说,“从5月到10月,翻译担子很重,我们特别忙,忙到半夜是常有的事。”必发88手机版 5

新一季纪录片《东京审判》再现70年前庭审实况

向哲浚之子向隆万

“日本真是被炸得破破烂烂的!我是乘坐盟军总部的飞机到达日本,然后坐着美国的火车一路朝东京走的,铁路两旁的房子已被美国飞机炸塌了,到处残垣断壁,街头处处可见萧条的景象和拉客的年轻日本女人,日本人民的生活很是艰苦。”高老回忆说,“日本外务省每天发给每位被告家属两张旁听券,很多日本百姓在排队领旁听券,他们都穿着廉价棉布缝制的衣服,在普通日本人心中,皇军是代表勇敢和正义的日本天皇的军队,他们对证据指证的日本军队的罪行以及对审判的态度是极其惊讶的,都想亲眼看看国际法庭的审判。”高老说,“旁听的日本民众都默不作声,保持良好的庭审秩序。”必发88手机版 6

201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三集历史纪录片《东京审判》将于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当晚起,连续三晚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播出。12月12日,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新一季三集纪录片《东京审判》的主创团队、东京审判相关研究专家、参与者及后人在上海先睹了这部令人震撼的历史纪录片。

一位退休数学教授,对史学与法学研究几乎空白,一路走来,坎坷自知。然而7年间,他的找寻迸发出力量从形单影只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从零星文字到庭审影像、记录逐渐丰满

高老的记忆中还存有几个东京审判的花絮:一是东吴法学院师生在东京审判中形成了梯队阵容,从检察官,到法官秘书、检察官秘书,占了中国法律工作人员总人数的七成以上,每每想起这个,东吴人都是满满的自豪感。二是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激烈冲突。法官团突然安排中国法官的座位在美英之后,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国际法庭的席位绝不能降到英国之下。最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中国法官威严地坐在了审判席的中间,中国国旗插在了首位,让中国声音在审判中掷地有声。三是溥仪出庭作证。1946年8月,溥仪辗转从苏联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整整出庭了八天,多次情绪失控,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四是那几年,盟军司令部有命令,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严格的控制,甚至不能随便去日本人开的餐馆吃饭。必发88手机版 7

据悉,该片与刚刚在新加坡斩获亚洲电视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的三集纪录片《东京审判》同名,且由同一主创团队制作,但绝大多数内容做了更新。该片摄制组曾先后远赴日、美、德等国采访有关专家、亲历者,踏访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旧址等历史旧址,用国际视野力证东京审判是一场文明的、正义的、公正的审判。

他找回来的,不止是一段历史、一次反思、一种纪念,还有中国人在饱经伤痛之后,从未失掉的夺回正义与尊严的勇气。

“当年的审判记录内容非常丰富,除了法官、犯人、陪审团的话被一一记录外,连会场内的咳嗽声也被如实记录下来。”高老说。东京审判结束后,高老和其他中国代表带回两套完整的庭审记录,一套通过外交部交给司法行政部,另一套是给东吴法学院的。可惜这两套珍贵档案后来不知所踪。高老每每提起此事都倍感痛心和遗憾!令人欣慰的是,高老担任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审判》一书的首席学术顾问,致力于为后人留下更多不可磨灭的、有关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

整部纪录片共分三集:没有硝烟的战场、超越胜者的审判和不能忘却的记忆。94岁高龄的中国代表团翻译高文彬回忆了庭审的难忘经历,摄制组还跟随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向哲濬发言的影像资料。

这是一段陌生的历史,很多人听说,却不了解

《社会科学报》总第1472期4版

记者注意到,节目首次披露了诸如日本律师团为南京大屠杀被告有计划地作大量伪证、关押战犯的日本巢鸭监狱地形图、巴丹死亡行军等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不仅首次展现了大批证人出庭作证的珍贵史料画面,还有上海交通大学方面提供的部分最新购买的东京审判影像材料。包括日本前首相菅直人、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等嘉宾均接受了摄制组采访,他们在片中谈及对东京审判的看法以及日本人应有的历史态度。

那是一台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有着黑色机身和47个圆形按键。打字机装在一个便携箱中,黑底黄字的键盘依旧字迹清晰,倒是箱子的提手早已磨损褪色。

学者专家普遍认为《东京审判》系列纪录片,以平和、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充分挖掘珍贵庭审史料,通片有理有据、事实清晰,基调理性平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认为,如果该片只是应景,没有翔实的事实证据和真实史料,面对日本方面制作的同题材纪录片会很被动,该片的一大意义正是在于教育青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在向隆万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常常在这台雷明顿前一坐就是大半天,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
向隆万)我们这个去年三集和这个三集是完全有实力跟他们对抗,我觉得还要做下去,因为像日本它现在就提出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有的已经回答了,
我相信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还要回答下去。

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他决定出发,去找寻那段父亲从未向他提起过的历史时,他终于意识到,那是他记忆中父亲与东京审判相联的唯一画面,那是一位年逾半百的中国检察官拼尽了全力,要在人类的法律面前,为亿万中国同胞和亚太民众寻回公平与正义、尊严与自信。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则评价说,纪录片用事实证据凸显当时审判的公平、公正性,尤其是对大量日本研究专家的采访,借他们之口来讲述这段历史,更为客观真实,也为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站稳脚跟。

坐在记者面前诉说这些的向隆万,已年届七旬,而当父亲向哲浚开始为东京审判奔忙时,他才5岁。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
程兆奇)我们除了一般的意义,我们说学术意义在中日关系上历史认知的意义以外,现在有个时不我待的我说的迫切的任务就是回应日本,因为日本官方否定东京审判,现在看来呼之欲出。

别说对记者这样的年轻人,即使对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而言,东京审判也是一段陌生的历史。很多人听说,却不了解。

东京审判是1946年至1948年间在日本东京进行的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也是唯一的A级战犯法庭。

于是,从记者踏进他的家门时起,未及作自我介绍,他就一趟趟往书房跑,最后,客厅的茶几上铺满了各种材料泛黄的报纸,翻拍的照片,影印的庭审记录,从各处寻找来的回忆录、纪录片文本,向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求助的信笺,自行归纳梳理的有关东京审判的说明图表他如数家珍地逐一向我们介绍,这件是从哪里收集来的,那件又是哪一年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是这位上海交通大学退休教授本人或托友人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搜寻而来。

记者许婧 徐银 康玉湛上海报道

找寻,从7年前开始。

更早之前,向隆万也动过心思。父亲在1987年以96岁的高龄辞世,他恍然发现,自己极少听父亲讲起这段人生中最辉煌的历程,就连母亲也不太知晓,而父亲也未曾留下些许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也会有记者向他问起那段历史,他能讲的十分有限,而人们所知的更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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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哲浚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审判是一个有点尴尬的词汇,因为当时派出代表团的是民国政府。1956年和1964年,向哲浚曾两度萌生撰写东京审判回忆录的念想,可是碍于当时的环境,终未动笔。进入21世纪后,埋首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更鲜少顾及东京审判了。

直到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向隆万意识到,这段历史的转机出现了。

别说一卷一卷看录像,仅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况且他们只有两个人

2005年夏秋,问起向隆万东京审判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那段历史第一次以这样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情节与实情不符之处不少。比如日本右翼分子暗杀中国法官梅汝璈、小和尚充任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中日记者谈恋爱等情节,实是无中生有;还有一些庭审情况也和史实有出入。向隆万越发觉得,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已刻不容缓。

退休后,向隆万虽仍身兼交大学委会委员、教学督导组组长等职,还要撰写通识教材《数学赏析》,每年秋季要给本科生上课,但毕竟闲暇时间多了些,他开始认真思考收集史料之事了。

向隆万和亲友商议此事,有人反对:你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法学专家,况且这是国家的事情,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吧。还有人建议他向国家申请资助,开展专项研究。可向隆万很清楚,作为非专业人事,这不现实。不过,也有人支持他:这样的事情,中国检察官的后人不做,还有谁会去做?还当即赞助了数千元研究经费,令向隆万备受鼓舞。

最支持和理解他的,是妻子蒋馥,上海交大经管学院的教授。每次远赴各地查找史料,她总是伴在身旁,和向隆万一起出谋划策。

当真着手了,向隆万才体会到事情有多难。

那是历时924天的审判,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而且,国内的第一手史料几为空白

其实,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对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呕心沥血,虽然工作量已经很大,仍然坚持每天将庭审记录整理存档,两年多下来,资料装了两大箱。回国时因为飞机装不下那么大的箱子,高文彬就随同向哲浚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箱子运回国,一式两份的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高文彬和倪征噢、鄂森、裘劭恒等许多东京审判成员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如今这两份极为珍贵的史料都已不知所终。

无奈之下,向隆万只能向国外求助。

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存有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和许多声像资料后,他和妻子于2006年、2007年、2010年春夏先后三次自费前往当地。

当站到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前时,向隆万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大海捞针。别说一卷一卷地看录像、一页一页地翻记录了,仅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况且他们只有两个人

不可能收齐全部资料,就先从与父亲相关的找起。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捕捉到父亲的名字后,他就借来那卷录像带,架好自己带去的傻瓜摄像机,一边放一边录,把影像拷贝下来。一些录像中的声音效果很不好,他就不断核对庭审记录,直到找到录像中的那段,事后再自行配音。

那一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找资料,为了节省开支,向隆万和妻子借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哥大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每天早上,朋友先开车送他们到附近火车站,他们转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纽约市中心,再乘地铁到哥大;晚上,又坐火车回来,朋友再开车去接。在华盛顿期间,也是住在马里兰的友人家中,每天乘地铁和班车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处。

必发88手机版,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7年间,奔波不计其数。

每一次奔波,都让他离那段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庭审正式启动前,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推荐,受命组团赴日。当时并未指定他为检察官或是法官,而是任他选择。曾经留学美国的向哲浚深知此次审判将遵循英美法系,对战犯先行无罪推定,这么一来,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在紧迫时间内提供有力的人证物证,法官量刑和判决就处于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检察官,把重担压在了自己肩上,同时推荐清华学弟、著名法学家梅汝趝担任中国法官。

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7月庭审结束进入判决书起草阶段,他才离开。他是中国检察团中最早抵达、最后离开的人。

审判旷日持久,光是起草起诉书,就花了4个月时间。然而,算上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要知道,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而当时,蒋介石政府的心思早已在内战上,对东京审判很少过问,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决定,多数情况下,代表团都必须自行抉择并承担后果。

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大多数成员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加之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困难和压力一重叠着一重。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看着黑白纪录片里,父亲穿一身西装在法庭上淡定从容,慷慨陈词,如此正义凛然又风度翩翩,向隆万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另一面。

向隆万还专门放了一段偶尔翻拍到的录像给记者看,录像中,日本律师清濑一郎正在念着1931年大阪商会的报告,说中国东北存在反日活动,向哲浚坐在一旁用同声传译耳机听着,突然表情就严肃起来,清濑一郎发言还未结束,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话筒前,代表检方,严正拒绝日本律师的所谓证据。

向隆万告诉记者: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出生时父亲快50岁了,印象里,他总是慈祥儒雅,温和谦恭,我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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