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近代史研讨所,新清史可以漠视史学标准吗

内容摘要:她在《〈大义觉迷录〉和雍正皇帝被忽略的认同哲学》(载《十字路口:东亚世界交流史研究》2012年第5卷,以下简称“柯文”)一文中,通过讨论清政府和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俄文本、满文本。雍正年间路经俄国出使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族官员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满文本所使用的满文“dulimbai
gurun”(中国)、“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以及其他有关语词的意涵,就清代皇帝的中国观阐发自己的看法。其所称“‘Sinarum
Imperatoris’(中国皇帝)”一词含义是“‘中国或居于中国之上的/中国的皇帝’(emperor
of/over/in
China)”一句实则暗示拉丁文中“Sini”不是指代清帝国,而是指代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内地,由此否认拉丁文本使用“Sini”一词有清朝认同中国的含义。

《尼布楚条约》基本介绍历史背景

国内的清史学者大都承认“新清史”的学术成就,却多以警惕性的姿态来对待这一新的学术潮流。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是中国历史学的唯一正统以后,这种以国籍划分学术阵营的情况,在历史学界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了。
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一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以“新清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国内清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12年3月,这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尽管在这本书之前,中文学界已经有《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和《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两部与“新清史”有关的论文集出版,但是相较而言,这本《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所收录的论文更具论战性质,也更能反映“新清史”在国内历史学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
作为一个学派的“新清史”199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当然它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按照定宜庄、胡鸿保的说法,“新清史”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特别是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同时代的其他帝国进行比较;二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强调在研究中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其实准确地说,上述三点之中,第一点算是视角,第三点只是工具,第二点才是要害所在。
所谓“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指的是强调清朝与汉族王朝的区别。大部分认同“新清史”的学者认为,清朝与此前的汉族王朝有着重大的不同,例如它是一个以满族为中心、涵盖汉族中国与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大帝国;清朝皇帝的角色具有多维的性质,除了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之外,同时还是边疆各族的可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满族在清朝历史中并没有完全汉化,相反,满族特质的保留恰恰是清朝统治十分成功的根本原因等等。一句话,“清朝”并不等于“中国”。
“新清史”所针对的,是过去中国史学界盛行的“汉化”模式。这种理论模式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是先进民族,其他游牧民族是落后民族;凡落后民族在武力上征服先进民族,必被先进民族从文化上征服,此之谓“汉化”;游牧民族在中原的统治是否成功,取决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而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时间的统治,就在于满族的彻底汉化。标志着“新清史”走上前台的事件,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批评汉化模式的演讲《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被批评的何炳棣随后以《捍卫汉化》为题提出反批评,表明围绕“汉化”概念及其理论的争论对于“新清史”的意义。
汉化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认为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而不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管制,乃是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和解和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根本。对于面临诸多民族问题的中国来说,这不失为一个颇具解释力又较少破坏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它也同时蕴含着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风险——对于汉化模式正反两方面的这种评价,是仅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并不涉及其学术价值。
问题在于,历史问题永远会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中国尤甚;而历史越近,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越紧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疆域和民族构成大致上继承于清朝,这是常识,所以像清史这种与族群关系、国家疆域、边疆治理,乃至现政权合法性都息息相关的史学领域,就更容易受到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新清史”的聚焦点恰恰在于认同、族群和边疆,无怪乎会在中国大陆引发争论甚至是敌意。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共收论文44篇,分作7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对‘新清史’的再认识: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包括10篇论文,是直接讨论“新清史”相关问题的,而其余部分也有不少文章与“新清史”所集中讨论的“满洲特性”、边疆治理等论题有关。
这部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态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尽管大家都承认,“新清史”给清史研究带来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可以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但是——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对于“新清史”刻意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别这一点,多持保留态度。黄兴涛的态度颇具代表性:“(‘新清史’)强调满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
在这里,黄兴涛提到了“中国性”这个词,英文中一个新词“Chineseness”可以和它对应。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篇题目非常醒目的文章Fuck
Chineseness: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Allen Chun,Boundary,1996
summer。此文中文版题目被改成较少刺激性的《解构中国性:论族群意识作为文化作为认同之暧昧不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3期,1999年3月)。此文的内容姑且不论,单以严肃的学术论文而冠以如此不雅的题目,就足以说明“中国性”这种模糊的概念已经在境外学界受到了多么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是对中国当代日益“显题化”的族群问题的学术反映,也来源于对清朝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探索和反思,同时还和后现代史学思潮兴起以后对“民族国家”的解构有关,而“新清史”对“中国性”的否认、尤其是对清朝的“中国性”的否认,也属于同一潮流下的产物。
正因为“新清史”有着如此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和学术背景,所以中国学者往往会认为它会带来互相关联的双重危险:一是破坏长期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历史一元叙述,二是动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而这两个问题,当然都是政治性多于学术性。结果就是,国内的清史学者大都承认“新清史”的学术成就,却多以警惕性的姿态来对待这一新的学术潮流。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是中国历史学的唯一正统以后,这种以国籍划分学术阵营的情况,在历史学界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了。
本书所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也是“新清史”流派重要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的《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而内涵丰富的例子。杨念群曾批评“新清史”,说它“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以及作为多民族代表的象征统合意义视而不见,显然缺欠说服力”(《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针对这个批评,欧立德反问道:“既然‘华夷之辨’在清廷和民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重新讨论满汉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对立为什么为‘显然缺欠说服力’?在清代不能公开提及这一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为什么还要对此予以避讳呢?”在这次碰撞中,我们看到国内学者与“新清史”诸人的区别所在:国内学者多强调清代所发生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新清史”则更注重清代所发生的武力征服、强调民族特性与文化隔绝。美国学者对国内历史学家的质疑和迷惑也是多重的:既怀疑国内学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识形态,有损学术独立,又怀疑他们受民族主义支配,在学术问题上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对国内学者而言,对族群问题的若干原则,则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
本书的编者曾在其他场合表示,希望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清朝的国家认同》序言),《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证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论著至今还不能在国内翻译出版,一些论文还要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作删节,甚至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曾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在如此剧烈的思想交锋之下,幻想将讨论限制在纯学术领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现实的做法也许是,承认相关议题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讨论中分清楚哪些是学术的进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

关键词:柯文;中国;dulimbai;gurun;皇帝;尼布楚条约;认同;拉丁文本;图理琛;使用;研究

会议一开始,俄方代表就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企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用武力未能得到的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这一领土要求,当即被中方代表拒绝。索额图明确阐述了中国领有黑龙江的情况,提出两国应以勒拿河、贝加尔湖划界。双方辩论一天,没有任何结果。

作者简介:

1689年8月23日,中俄双方使臣举行第二次会议。俄方开始仍坚持原方案,中方坚决拒绝。双方坚持不让,谈判呈破裂危机。戈洛文见第一方案不能实现,便稍微降低要价,企图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俄方的第二方案,另一方面作了重大让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尼布楚归属俄国,但仍遭俄方代表戈洛文拒绝。

  柯娇燕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新清史”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大义觉迷录〉和雍正皇帝被忽略的认同哲学》(载《十字路口:东亚世界交流史研究》2012年第5卷,以下简称“柯文”)一文中,通过讨论清政府和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俄文本、满文本,雍正年间路经俄国出使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族官员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满文本所使用的满文“dulimbai
gurun”(中国)、“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以及其他有关语词的意涵,就清代皇帝的中国观阐发自己的看法。笔者现就该文对清朝皇帝中国观的讨论,谈一点看法。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1689年8月24日至27日,中俄双方使者会外频繁接触,继续进行谈判,中国方面考虑俄方意愿,同意暂时搁置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但俄方态度强横,谈判一度陷于僵局。

  岂可只论其是不论其非

1689年8月28日中国为了争取和俄国达成协议,作了重大让步,中国方面已同意割让广大而肥沃的土地,因此,俄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分界线,同意放弃对雅克萨的占领。

  近年来,美国新清史论著陆续译介到国内,学界反映似呈两极化的趋势。批评者指责其有政治意图;支持者则认为其以全新的视角为清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批评新清史有政治意图,似乎高估了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不过,仅因其视角新颖,就只论其是,不论其非,同样不可取。当然,这种褒奖如果放到1999年或2000年,也就是柯娇燕《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和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出版前后,新清史刚开始引起注意时,还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新清史在开拓清史研究的新领域、强调清代族群问题的重要性、推动学者重新思考内亚历史地位等问题上的贡献引人注目。即使其对问题的回答不尽如人意,但能提出新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拓展。然而,新清史的问世,距今已有十几年。这一时段,足以使我们在感受最初的新鲜感和喝彩之后,按照史学研究标准从理论和材料上讨论其得失。

1689年9月1日俄国代表横生枝节,就外兴安岭东端的分界线提出无理要求,再三纠缠。中国方面又做出让步,同意乌第河以南一片地区留待以后议定。

  本文所讲的史学研究标准,就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进入历史系时就被告知的有关历史诠释的基本规则。这套规则的核心并不否认解释和理论假设的重要性,但是它强调任何对历史问题的诠释,必须建立于一手文献之上,而不应曲解有关材料,也不得回避与自己解释相反的证据。否则,这样的研究成果就不是史学研究的“合格产品”,甚至不能算是史学研究的著作。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关中国学术规则的经典讨论,以及帕姆波拉(Mary
L. Pampolla)为美国历史系本科生写的《袖珍本史学写作指南》(A Pocket
Guide to Writing in
History)。前者已广为学界注意;后者因言简意赅,在美国史学界深受师生欢迎而多次再版,并有专节讨论史学研究中的反证问题。

1689年9月3日至6日(七月二十日至廿三日)中俄双方就贸易问题、沙皇称号问题、逃人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方面又再三让步,完成了条约的草稿,并就条约文本的交换,签字盖章、宣誓方式达成协议。

  真正有生命力的史学解释,总是基于理论与史料的互动,史学批评和进步的根本动力还在于历史事实和理论假设的相互检验和辩证。陈寅恪曾强调,“你不把基本材料搞清楚,就阐发微言大义,其实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史学家本人当有严格的学术自律,不论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假说,必须基于对历史材料全面正确的掌握。其次,史学界的各类理论和新说,也应置于历史事实的审查和批判中,这才是求得可靠的历史理解、推动史学进步的应有之义,而这又是时下批评和高扬新清史论者有所忽略的。

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以拉丁文为准,并勒石立碑。碑文用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成。根据此条约,俄国失去了鄂霍次克海,但与大淸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此条约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划分俄国和中国,但没有确定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地区的归属。

签约中方代表为: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朗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

俄方代表为: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赤钦差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费岳多·鄂斯塔斐耶维赤·乌拉索夫,总主教谢门·克尔尼次克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议条款如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司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注:此为拉丁文之汉译本,《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在会议上经过宣读核对,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互换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历史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历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朝初年,沙皇俄国加紧向外扩张,先后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萨和尼布楚两个据点,将它们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清政府多次派军打击侵略者,但每次中国军队得胜回师之后,沙俄匪徒就卷土重来。

为了彻底解决东北边境问题,康熙皇帝亲自到东北了解情况,并决定增加兵力,镇守黑龙江

地方。他还写信给沙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沙皇迟迟不给答复,于是康熙皇帝派兵攻克了雅克萨城。沙俄政府见势不妙,只得同意进行边界谈判。

●1652年,俄人侵入黑龙江。

●1657年,沙俄侵占尼布楚、雅克萨地区,继而修筑城堡并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掠夺,激起当地各族人民奋勇反抗。期间清政府多次与沙俄交涉,俄方置之不理。

●1685年4月,雅克萨之战爆发。清军约3000人在彭春统率下,攻克沙俄军450人盘踞的雅克萨城。

●1685年秋,俄军趁清军退兵后重占雅克萨城。

●1686年7月,清军2400人强攻雅克萨城无效。经过1年的围困,沙俄军826人最后只剩66人。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在清军取得雅克萨之战的重大胜利后,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858年,清俄订立《瑷珲条约》,雅克萨城最终为沙俄割占。

条约评价

《尼布楚条约》中国签订的第一个边境,条约承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客观上遏止了沙俄继续向东扩张。清政府获得雅克萨之战胜利后,为了和平发展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该条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俄方通常认为尼布楚条约不利于俄国,对俄而言是不平等条约,而认为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对俄真正平等的条约。满清则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平等条约。

国外评价

瓦西里·戈利琴又在一个新的领域——即外交领域遭到失败。他与中国签订的涅尔琴斯克条约规定,把黑龙江两岸割让给这个大国。这样,俄国三十多年来拥有的这条完全可以航行的西伯利亚河流便归了中国人,形成了两个国家的新边界线。在克里姆林宫很少有人了解这种割让在战略上具有的危险性。不管怎样,了解谈判进程的索菲亚,几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

文本差异

关于额尔古纳河一段。俄文本中有额尔古纳“河源”字样,正式的拉丁文本和其他文本里都没有,应以正式文本为准。

关于乌第河一段,正式拉丁文本中写作“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满文本写作“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俄文本写作“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徐日升文本和张诚文本与正式拉丁文本相同;西清文本与满文本相同,《实录本》、徐元文汉文本则没有未定界的规定。寻绎文意,除俄文本中把乌第河说成“俄国所属”,据为俄国所有,并无根据外,其它文本和正式的拉丁文本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正式文本中无“以南”、“以北”的字样,是笼统的写法,而满文本是详细的写法,更具体指明了这片未定界的位置,至于《实录本》和徐元文汉文本,则是在译成汉文时省略了这一条。应当指出,清政府是一直承认这片土地是未定界,它在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中公开地申明了这点。

关于刻碑一段。正式拉丁文本规定以汉、俄、拉丁文刻碑,作为永久性的界标。俄文本中仅说:中国方面“如若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关于译名,由于各种文本用不同的文字写成,因此译名出现了差异。如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中的萨哈连乌拉,在汉文本中作黑龙江、俄文本中作石勒喀河;又如满文本、汉文本中的石大兴安岭,在拉丁文本、俄文本、法文本中作石山。这一类差异不会对条约的解释产生任何误解。

比较各种文本的差异,可以约略地看出条约文字形成的整个过程,以及中俄双方在条约最后写定以前,仍在就个别问题和条约的分段、顺序方面进行争执。当中俄双方在谈判中就条约基本内容和边界走向达成协议以后,两国代表团各自用满文和俄文起草了条约的草稿,这是满文本和俄文本的由来。关于边界的划分和雅克萨的归属,是谈判的主要问题,因此,满文本和俄文本的第一、二、三条都首先反映了这一谈判的主要内容,第四条以下,虽然大体上亦有协议,但并没有进行充分讨论。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差异,反映了两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的重点不同:中国方面,着重于防止俄国的再次入侵,所以满文本中把今后不得越界入侵的规定,突出地单独列在前面,而俄文本中这一规定却归并在最后一条内;俄国方面不肯交出根特木儿的家族,它又把商业利益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把不索还订约以前逃人及两国来往贸易的规定列在最前面。这种分段和排列顺序的差异,反映了两国的要求和强调重点不同。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满文和俄文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并不是单纯的译本,而是进一步谈判、妥协的结果,是最后形成的定本。它和满文本、俄文本都不完全相同。个别问题上的争执已经消除,而在分条、顺序方面则照顾了中俄双方的提法。如禁止越界入侵的规定,照顾中方的写法,不把这个规定单独列条,而归并在第二条内。又如,不索还订约以前的逃人和两国往来贸易的规定虽按照俄文本的写法,单独列条,但并没有放在优先的顺序上。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基础上,双方经过争论和进一步妥协,然后修改、润色,最后写定的文本。这个文本的全部内容,以至分条,顺序、措词都是两代表国共同同意的。由于会谈的最后阶段,对于条约文字的修改、润色、写定很仓促,正式文本写定以后,双方并没有把原来起草的满文稿本和俄文稿本再和正式文本逐条逐字地核正改定,或者只作了大体上的修改就作为会议上的副本而彼此交换。所以,这三种文本虽然在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而个别问题以及分条、顺序、措词上存在着差异。

考察了《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意见:

尽管《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存在着差异,但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互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

《尼布楚条约》各种文本中的内容及规定的边界线走向是明确的,并且也是一致的。差异仅在于个别细节及条约的分条、顺序、译名、措词上,但不会对条约的基本内容和边界走向产生任何误解。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明确将北诺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阔疆域定为待议地区。

1690年清将领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
并到雅库次克即俄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罗文(《尼布楚条约》俄代表),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清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斯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今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

相关资料

对中国而言,这一次外交中的国际法实践究竟有何种意义,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

康熙帝对西方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耶稣会士给他讲授过几何、数学、物理、化学、天文、音乐、哲学等知识。康熙帝是否从中了解到西方有关国际法的知识,缺乏明确史料记载,从康熙帝委派耶稣会士随团出使及命令使臣按基督教方式宣誓的谕令看,他对国际法及相关规则并非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其间会有耶稣会士向康熙帝提到过西方外交及其国际法的相关问题。

在这次谈判中,清政府放弃了传统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国际法的原则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中国方面接受了国际法和西式的外交模式,以代替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的理解,并将《尼布楚条约》及缔结

类似条约作为未来对外关系的先例。事实上,从1689年到1839年的150年中,不论是中国的官方还是非官方文献,都没有再涉及国际法的记载。有关此次谈判的中文资料极其少见,这表明清政府并不愿意把谈判的经过公诸于众,因为迁就俄国的一些要求,放弃处理夷务的传统作法,对于清政府而言,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尼布楚谈判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金庸在其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用戏谑的笔法将主人公韦小宝置身于当时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其言行反映出当时清朝当局以我为主的大国心态。除却其故事性因素不论,就曾经专攻过国际法的金庸来说,此番描写也确实与历史有内在的某种对应。

由此看来,此次条约谈判并没有开启中国近代新式外交,鉴于源自西方的国际法与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并不相符,康熙帝对国际法只是策略性地运用,一如以往中国统治者对于“外夷”灵活对待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827年中国又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以解决双方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鉴于此前俄国有遣使祝贺雍正帝即位之举,清政府还于1829—1832年间向俄国派遣了两个外交使团,以祝贺俄国新皇即位。

中国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是一次中国传统外交活动的特例,耶稣会士徐日升作为当事人,在其日记中认为如果俄国使臣到中国,会被迫按中国的朝贡礼仪行事,决不会受到平等待遇。徐日升是当时的中国通,对于中国的国情十分了解,他所描述的俄国使臣到达中国的情形,正是长期困扰中外交往的中西礼仪之争(中西礼仪之争是近代史学研究关注的话题,其中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使华的经历更是被视为中西冲突的关节点而被放大予以讨论)。

就此事件来看,国际法输入中国一直有其外来压力的背景。《尼布楚条约》使得国际法在中国对外交往中首次得到体现。1839年为解决因禁鸦片而带来的中外冲突,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法泰尔的国际法着作。19世纪60年代之后系列的国际法译作在官方的支持下得以出版,也正是应对中外缔约后,清廷面对全方位的外交关系的特定历史情境。

国际法输入的此种应急性背景使其作为一门专门的“技能”而较早地得到了关注,在《万国公法》一书出版前后,朝廷的奏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际法”在当时主政者心目中的作用,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具。所以“国际法”能够超越其他的法学学科,率先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出现,成为京师同文馆的一门重要课程。此种被称为“万国公法”的学问被视为了解西方的重要必备知识,其在外交实践中也被列入了“交涉学”这样一种门类而受到当时外交人员的重视。

视“国际法”为工具性的结果使国际法在近代中国较早得到了传播。最初的国际法知识的接受者主要局限于同文馆的学员和一些外交官员。直到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之后,国际法和其他部门法一起作为法学专门学科才被全面介绍到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起就有国际法完整译本和教学,但国际法知识真正在中国引起关注并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意义

法律意义;这个条约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往来,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

相关研究

1996年馀在北京购得刘远图先生《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一次对《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谓“乌第河待议地区”做系统了解,得知,乌第河未定国界范围长期以来未得到人们的注意,大多数现代地图将范围界定在乌底河以南外兴安岭之间,事实上是外兴安岭东侧分为南北两个支脉,当时将北支脉即延伸到今楚科齐半岛东端的岬角为诺斯角。见下图。

实际上《尼布楚条约》明确将北喏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阔疆域定为待议地区。

1690年清将领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
并到雅库次克即俄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罗文(《尼布楚条约》俄代表),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清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撕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今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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